“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

邹韬奋和妻子沈粹缜育有三个孩子：

长子邹家华（1926-2025），原名邹嘉骅，国务院原副总理，妻子是叶剑英元帅长女叶楚梅。

次子邹竞蒙（1929-1999），原名邹嘉骝，中国气象局原局长，唯一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连任两届主席职务的中国人。

女儿邹嘉骊（1930年至今），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副馆长。

“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

邹家华曾撰文《我的父亲邹韬奋》：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但韬奋精神是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包含着他诚挚而广大的爱。他不仅爱家人，爱朋友和同仁，更爱他的祖国和人民。

他作为家长和父亲，是非常爱家庭爱孩子的，不论工作多忙，他总要抽点儿时间和孩子玩。每天晚饭之后，他总要逗我们玩一阵子，才去他的工作室工作，这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有一次，嘉骊趴在地上哭闹，怎么劝她也不行，于是，父亲也伏在地板上陪她假装哭，一直到嘉骊破涕为笑。

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父亲对儿女的教育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那时，家里除了一日三餐，母亲在生活细节方面主张对孩子严一些，她不让孩子们吃零食，也不赞同给我们零用钱。父亲则不一样，他主张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可以让我们随时买些学习需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我想，这和他多年在外独立闯生活、早早自立很有关系。

他对儿女在学业和精神方面的培养，尤其注意。有一次，晚上嘉骝回家啼哭，父亲一问，知道是因为嘉骝古文背不出来，被老师责打。他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老师体罚没有道理。所以，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刻到学校对老师提意见。我想，这可能和他清明的民主作风有关。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当年他第一次流亡到英国，收到我们从国内寄的家信，知道我病了，而且病得厉害，因此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他对亲人的爱是深沉而诚挚的。

“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是父亲的思想。这种爱，直接表现在他对工作和事业的爱，那是投入了他几乎全部精力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

父亲除了在文字内容上投入精力，对刊物和书店的经营和人员管理也是殚精竭虑，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他把对同仁的关爱，对事业的热爱都倾注其中。在这些工作当中，他培养了不少青年一辈。许多青年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过程中，在他的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迅速成长起来。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全国出版界、新闻界的不少骨干人物都是从生活书店走出来的。

当然，最能体现他的爱之诚挚与广大的，就是他对民族和祖国的爱。他说：“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他从日常的工作入手，从他擅长的领域出发，一篇文章、一件事情地，把他热爱的工作与民族解放紧密联系起来，与争取人民民主、促进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他曾说：“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父亲自小受的虽然是封建的旧式教育，在他初期从事的社会活动中，也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以及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毛泽东著作，使父亲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理，从而找到了前进方向。

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间里，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疼痛难忍，每天靠打止痛针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病痛继续在病床上写作。重病期间，他仍“心怀祖国，眷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

父亲因为有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才会有坚定的行动，有贯穿一生的坚持，有广大的胸怀。当年，他们“七君子”获释出狱后，在群众欢迎会上，父亲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也因此，他才是伟大的爱国者。

“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同为出版人，邹嘉骊最能体会父亲对出版的热爱。下文为邹嘉骊的回忆：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母亲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结婚后，母亲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母亲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母亲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父亲喜欢母亲，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母亲在父亲身边，后来在宋庆龄身边起了很好的配角的作用。

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周恩来对父亲说：‘你是宣传鼓动家。很多老同志对我说，是看着你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1933至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来还因“七君子事件”而坐牢。那段经历大哥邹嘉骅的印象会深一些，他还曾经给狱中的父亲带密信。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11月上海沦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在此后多次的颠沛流离中，每有危险都是父亲先走，这在我家已经是个习惯了。

母亲、我还有两个哥哥后来也沿着这条路线去了武汉。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是潘汉年，他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保护很周到。我们离开上海就是在潘汉年的保护下。父亲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与这种细致的关照有很大的关系。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中，有很多篇潘汉年的文章，讨论选题的时候潘汉年也参加了。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一些问题去周恩来那里讨论。在武汉的时候，父亲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已经很近了，周恩来还去生活书店作过演讲。

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迁移到了重庆。我们家就在学田湾陈果夫的院子里，主楼是陈果夫住，边上一座小楼租给了一户也姓邹的人家。我们就租住了这座小楼的几个房间。

学校教育对我来说，不像现在的孩子，没有那么正规，我的童年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重庆我们要经常躲警报。我们小孩倒不怕轰炸，因为之后可以捡弹片卖钱。有一年5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对面落了一颗炸弹。我们就去捡了一个炸弹头出来，卖了一块钱，感到好开心。

在重庆，父亲感到更加苦闷和压抑。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枪毙，甚至连原稿都不退回。后来我在编《韬奋全集》的时候，想到有扣留稿子的事情，就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还找到了10篇被查禁、扣留的文章。我一看到原稿的毛笔字就认出了父亲的字体。

国民党当局后来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实际是收编。父亲拒绝了这个要求后，国民党就开始大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店员工。父亲多次抗议都没有效果。他本人也受到迫害，被特务跟踪，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这时，新闻出版环境已经极端恶劣了，父亲决定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出走香港。

父亲那时候的活动是受周恩来的安排，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实际是受党的领导。父亲曾对周恩来说，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科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周恩来笑着说：“你是宣传鼓动家。很多老同志对我说，是看着你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的。”

周恩来安排他们一批文化人秘密出走，到香港去开辟另一个战场。父亲表面上一如往常去参政会开会，还去报到、拍照。出走是在1941年的2月底。沈钧儒有个侄子搞运输，父亲在重庆的南岸搭他们的车子前往桂林。

秘密离开后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了消息，说要把邹韬奋找回来。父亲从桂林坐飞机去香港，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

我们一家四口人，目标太大，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父亲先走。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独撑家庭，常到当铺、寄售铺卖东西。特务后来上门盘查父亲的去向。母亲说，不知道。特务说，希望他能回来，而且希望我们不要走。母亲说：“我们没准备走。”特务问：“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当铺卖东西？”母亲说：“韬奋走也没留钱，我们要过日子啊。”后来这两个特务都受到了处分，因为不仅没看住父亲，也让我和母亲、哥哥趁着躲空袭警报的机会都跑掉了。

“那天晚上，父亲跪着、哭着对母亲说，‘这次分别，能否再见，心里没底，三个孩子托付给你了，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

我们一家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我们当时就住在九龙的一个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还是父亲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那天晚上，父亲跪着、哭着对母亲说，“这次分别，能否再见，心里没底，三个孩子托付给你了，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很心酸。

父亲是一月走的，我们大概是二三月混在难民的队伍里离开香港。那时是冬天，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带，母亲怕我们冷就拿了两条羊毛毯。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母亲突然掉过头，爆发出巨大的勇气，冲过去抢回了一条毯子。她为了孩子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我们后来在东江游击队的白石龙村阳台山与父亲会合了。部队给我们这些转移出来的文化人搭了两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间是泥地，两侧是一长溜的草铺，每家之间挂个帘子做隔断。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们就去抓小鱼小虾。有一点特殊照顾的话，就是广东出的红色的“片糖”。我们当它是巧克力，按照父亲说法是“土巧克力”。

偶尔有加餐，就是多点儿小鱼，难得吃一点儿肉。这时父亲就会夹上一点儿菜然后躲到一边去吃。别人喊他来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朋友们印象中的韬奋先生总充满了笑声。

这段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又被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听说父亲隐藏在广东，就派了特务来侦查，还下了通缉令，要求就地惩办。此时，父亲与国民党处于完全对抗状态，他无法回重庆，也不可能去国统区。父亲先被转移到梅县江头村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北的抗日根据地。我和母亲、哥哥则去了桂林。还有一批文化人则经桂林返回了重庆。

“国民党迫害生活书店的这口气他咽不下去，这些经历忘不掉，他要公开控诉”

父亲去苏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当时耳朵已经出血了。但最初的诊断是中耳炎，便没有在意。后来由于病情恶化，在1943年又返回了上海治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父亲在上海换了4家医院。他的病也日趋严重，由耳癌发展到了脑癌，身体非常痛苦。

当时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学读书，我读初二，二哥读初三。大哥当时在桂林已经没有可读的学校了。于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顾父亲，随后母亲也过去了。后来父亲病重，组织上又派人来接我们俩。我二哥爱学习，他觉得没多久就毕业了，想拿到毕业证再走。于是，我就独自去了上海。而父亲临终也没有见到二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我离开桂林后，便爆发了湘桂战争。军队一路溃败，书店员工便带着二哥一路逃难。后来走散了，二哥独自一个人流落到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每次二哥回忆起来都很伤心，以前逃难都有母亲在，还是一家人行动，而当时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庆，沈钧儒把他带到周恩来那里，然后去了延安。父亲去世后，潘汉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时，父亲的病已经恶化了。他的一只眼睛失明，鼻孔里流出脓水，味道很难闻，都是母亲用棉签一点点给他擦干净。到了后来实在太痛苦了，父亲需要靠杜冷丁来维持。母亲也学会了打针。开始的时候有效时间还长，到后来则越来越短。每天打针的时候，母亲都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书店的员工陈其襄负责去买杜冷丁，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买光了。

状态稍好的时候，父亲就在病床上写《对国事的呼吁》《患难余生记》……5万多字，是靠着打止痛针，一字一字写下来的。父亲是有话要说，国民党迫害生活书店的这口气他咽不下去，这些经历忘不掉，他要公开控诉。而且写东西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可以稍稍转移注意力。

人到无望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荒诞的事情。我和母亲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了我们一句话：“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父亲最后住在上海医院，他的身上盖着一床薄棉被，透过被子身上的骨架都凸显出来了，人都被消耗光了。正好他的病房外面有一排小石榴树，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

（责编/刘静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邹家华：我的父亲邹韬奋》，邹家华/文，《读书》2015年第11期；《邹嘉骊口述：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李伟/文，《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韬奋的婚事、家事和国事》，陆其国/文，《解放日报》2015年11月5日；《邹嘉骊：在文字中纪念父亲邹韬奋》，毛真好/文，《新民晚报》2022年12月18日；《经历》，韬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第1版等）